严格执法首先针对的领导干部，其次针对检察机关、司法机关，并没有特别提及政府。

拉伦茨的法律续造理论虽未特别强调宪法原则，但把它归入法伦理原则，作为法律续造的参考因素。不过，正如学者所论证的那样，这个条款在适用于特殊个案时却可能构成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不当限制。

从理论上说，立法者在事实上不可能为每一个具体的利益状态制定一条特别的法律规范，[24]比如说立法者不可能专为有着长期共同生活的善意重婚规定一条重婚禁止的例外。其二，适用违宪的概念更源自宪法的基本功能。为了便于讨论，这里暂且不谈立法者对法效果的确定，而只讨论一下立法者对事实的认定。[35]参见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事例研究（四）》，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26页。对此的讨论，参见注[9]，翟国强书，第209—211页。

从理论上说，宪法对立法的控制并非以合宪性审查之正式制度的存在为绝对前提，合宪性控制的方式也并非只有合宪性审查这一种。[21]参见张翔：近亲属证人免于强制出庭之合宪性限缩，《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56—69页。也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中华先民们安身立命所在的根本精神在当代中国的发扬光大。

现行宪法文本中的内、外叙事，正是对这种何谓中国、中国何为的空间理解与建立在这种空间理解基础上的政治秩序塑造记载。第三件事，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理解中国的行政区划，以及行政区划背后的国家建设主题，也需要回溯历史，理解变迁，探讨趋势。而新中国的《共同纲领》、五四宪法中的对外叙事，就时间来说，显然要早于宪法国际化的滥觞，且就立宪关注点而言，也和其他规定外交政策的国家迥然有别。

现行宪法文本中，较大的市意指设区的市，这也符合五四宪法以来对于较大的市的内涵界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

地区，并非宪法规定的行政区划，地区不设有一级人大而是仅仅设有省级人大的工作委员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持久的和平环境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国际条件。我国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是在独立自主前提下的对外开放。67领土，作为国家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和主权行使的基本空间，一国领土的完整和不可侵犯，是其国家主权完整性的基本体现。

（一）以独立自主为我国外交政策的逻辑起点 独立自主，是我国宪法中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也是整个第十二自然段关于外交事务规定的逻辑起点所在：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第六段则以国家根本大法的方式向全世界宣示，我国人民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友谊也日见增进，这种友谊将继续发展和巩固。是国家主权在国家结构形式层面的一个显著体现。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

92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第 281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第 1109 页。

正是这种国家间的频繁交往，才有了国际法。13而市，作为城市社会的行政区划单位，是否写入宪法文本，也不乏争议。

6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8 日，第 1 版。55 关于近代中国的外交努力，有论者指责近代中国缺乏先进的外交理念，将近代中国的整体性失败缘由归结为外交失败。2在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典五四宪法中，序言第五段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展望了我国民族团结的未来与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对各民族发展特点的重视。46在近代宪法时代，立宪，主要还是被视为处理一国的内部政治秩序建构和政治共同体整合问题，即宪法的空间维度之内的一面。在这六大问题中，宪法序言第十一自然段关于民族关系的规定、第十二自然段关于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内容占了三分之一。同时，相比于省宪，省制可能是更值得关注的主题。

63 （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在现行宪法文本中紧随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之后。中华民族既是巨大的历史遗产，也是现代中国基础性的政治资源。

32 诚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要和各民族讲团结，不论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秩序理念的提出，同样是基于只有一个地球、各国人民命运休戚与共的空间概念理解。

直至 1946 年底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在第十一章地方制度中设省县两节，但又同时规定，市准用县之规定(夏新华等：《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第 1114-1115 页)。近代中国的外交事务筹办，始于清末。

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 76 页。89而经济殖民主义，借助金融工具、信息工具，正让世界经济的南北鸿沟进一步拉大。也即是说，一个真正有可能实现和平共处、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秩序的达成，只能建立在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坚决反对，加强世界人民大团结，让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上。59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472 页。

12在现行宪法文本中，行政区划被安放在总纲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为特别行政区制度）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如下：（一）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而宪法第三十一条特别行政区的制度构想，最开始也是为解决台湾问题所提出。

参见《周恩来选集（下）》，第 151-152 页。这也许和学界习惯性也认为宪法序言法律性不足、更多体现为一种政治修辞的流俗之见有关。

因此, 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77安全，是全世界、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现代国家和传统国家的一大区别，即在于是否有清晰的疆域界分还是有边陲而无边界。6 在现代国家，成文宪法作为一国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作为根本大法，不可能在其文本中对那些直接制约、甚至规定着本国政治共同体稳定程度的空间、族裔、人口因素，以及必须以一国基本政治法律制度来予以应对的重大、长期、根本问题熟视无睹。50 姜辉：《国际共运史视野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建》2020 年第 7 期。周恩来指出：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一天好起来。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宪法如何面对市，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行政区划宪制命题。33 社会主义制度把各民族组成统一的经济机体，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使各民族之间的交通日益方便和频繁，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和各民族人员交错杂居的情况日益扩大，民族闭塞性日益消失，参见李维汉：《关于民族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续）》，《民族研究》1980年第 2 期。

现代国家，为国家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屋顶和物理空间。在苏联走上霸权主义全球扩张之路后，毛泽东主席针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更是提出了对中国外交局面拓展和改变地缘政治格局具有突破性意义、并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局产生深远影响的三个世界理论。

45 黄河：《全球化转型视野下的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国际观察》2017 年第 6 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